关于日本人组成的善邻译书馆为什么会译成中文，可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近代中国与世界》（第2卷?2000年），第1-13页。
根据《人员运输法》第21、22条，如果以通常使用的运输手段可能运输又不存在企业不能避免和克服的障碍，企业有义务从事并且在批准期限内根据公共交通利益和技术状况维持所批准的运营。对于自有财产，行政机构可以实施私法上的使用，如将市政厅的地下室出租给餐馆或在公交车厢外层涂抹收费广告，但是，如果财产被付诸公用而具有履行高权任务的功能，则需受公产法的制约。
第23条则规定，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均应到当地供电企业办理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付费用，供电企业没有不予供电的合理理由的，应当供电。（46）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6页。（31）在第一阶段，对于是否给付的问题，即是否发放低息贷款或补贴、是否允许使用公共设施或公共交通、是否缔结供应合同，由公法上的行政行为决定，争议由行政救济途径解决。（40） 此外，德国还有众多单行法直接规定了给付人（包括私法人）的义务。程明修：《双阶理论之虚拟与实际》，《东吴大学法律学报》2004年第2期，第184－187页。
（27）那么，我国行政组织的私法化是否需要符合一定前提？有学者指出，行政机关不得仅凭行政组织法的规定就擅自采取民营化的行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432页。[⑨]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 ，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日]西川长夫：《Nationalism与民族主义——以孙文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为线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五期。因为，它宣扬的虽然是民主共和，但因应富强的国家诉求而不得已选择的却是国家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选择的是全能政府而非有限政府的制度设计。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富强观乃是一种维新富强观。从这个角度来看，1978年《宪法》中总任务的表述，似乎也不可解读为国家任务。
50 1978年《宪法》第6自然段规定：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王本存：《立宪的隐微与显白——评张君劢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
西学东渐的知识分子如此，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更是如此。由于1954年《宪法》并未在国家任务目标中明确提到民主一词，故而有必要与提及富强、民主的《共同纲领》做一比较。——[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9页。27 参见谌来业、易顶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民族主义精神新解》，《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王人博：《宪政之累一一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沉思》，《现代法学》1997年第4期等。这部宪法文本中首次加入了引言，将宪法的目的表述为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会福利，拥护人道尊严。48 西方认为近代化包括：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人化、世俗化。因此，这些国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绕过了培养理性而成熟的自由公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漫长历程，通过民选政府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地调配国家的建设资源，实现物质文明上的极大发展，并急急忙忙地加入到侵略和掠夺的资本主义大军中
[2](p347-348)奇怪的是，芦部专门讲到宪法修正程序，却没有提到议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事情，他所言仅涉及了宪法修正程序的一半。在百里基地案件第一审中，水户地方法院认定：自卫队是否相当于宪法第9条第2款所规定的战力，原则上讲不属于司法权审查的范围，除非明显违宪无效的，不得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
前者是指对于被怀疑违宪的法令单纯从是否违反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宪法判断。对于被法院判认定违宪的法律的效力如何，日本学说有三种观点：1.认为在客观上已导致无效的一般效力说（即不经议会加以废止的程序，就失去存在）。
[14](p19-24)1962年9月，法国戴高乐宣布要将总统改为直接民选。美国宪法甚至没有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法院的该项权力是通过判例形成的。2.认为只是限于在该案件中被排除适用的个别效力说。宪法失去刚性就不便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因为它的修改程序不够严格，难以阻止轻易的修改。只不过需要名正言顺而已。[2](p342)对同种事件要求同样解决是判例拘束力的根据。
在这一意义上，判例发挥着法源的功能。宪法判断回避原则是指在诉讼中回避宪法判断的手法。
[2](p340-341) 也有学者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法院终局判决的效力，指出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该判决终局性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当事人不能再以同样的主张提起相同的诉讼。虽然基本人权的确立是近代宪法的目的，也是构成宪法的最高规范性的基础价值，但是当这种基本人权遭到立法、行政两权侵害的情形之下，就要求有法院或类似的机关作为对其进行救济的宪法守护人的违宪审查制度。
在美国，不仅联邦宪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而且各州的宪法也是如此。二、日本宪法修改的内容和程序 （一）宪法修改的理论 宪法修改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宪法一旦制定出来，在没有修改之前，它的条文是固定不变的，然而社会情况是变动不居的，为了让宪法适应社会现实，必须修改宪法。
在逻辑上，修改宪法修改程序也需要遵循宪法修改程序本身。东京高等法院在厚木基地公害诉讼中也对自卫队问题作出了裁决。统治行为论应该限制解释为法治主义的例外。芦部信喜认为，严格地说，判例指的是在推导判决结论上具有意义的法的理由，即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
对侵略性质的含糊其辞、曲意掩饰，对战争罪犯的参拜，不仅极大地挫伤了前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自然激起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且在国内也得不到多数支持，至少在国会难以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在日本附随性违宪审查体制下，违宪判决的既定力具有如下特色： (1)下级法院因为没有终审权，所以下级法院对法令的违宪判决意味着：仅在该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间，被宣布违宪的法令被排除适用。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即所谓解释改宪，然而宪法解释是有限度的，目前解释改宪几乎已经达到极限。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
无限制说认为：一、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主权是绝对的。……，有权选择自认为最能促进他们幸福的政体。
但是，未规定最低投票率的做法遭致学者的批评，真田芳宪认为：对于国民投票，从尊重民意的原则来看，投票率没有达到一定比例时，不能说是充分并且正确地反映了国民是否承认宪法的民意，因此，这时应规定国民投票无效，或者至少应该规定国民投票率。第21条修正案就是由各州制宪会议批准通过的。）[2](p332) （三）违宪审查的效力 在美国，通说与判例没有承认违宪判决具有可以将法律从法规全书中加以删除那种强度的效力。他说：让我们在宪法里规定定期加以修正。
具体审查的性质也影响了违宪审查的效力，但也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对法院的违宪判决予以充分的尊重。比较有代表性的判例是惠庭事件判决。
该法院认为，决定行使自卫权的实力组织的模范、内容、程度以及运用属于政治部门高度政治的、专门的判断，属于所谓的统治行为或政治问题。日本的宪法有无界限，有什么界限？日本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论述。
各国对宪法修改的议决都设置了较严格的程序力求兼顾宪法的适应性和安定性。至于修宪程序芦部认为国民投票制即公民复决不得被更改，其原因是国民主权原理。
